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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化自信的八个理由
发布日期:2012-2-14    浏览次数:1777

      山西文化自信的理由何在?现以笔者之拙识,略述于下,以与读者共勉。理由之一:山西境内多遗迹文化沉积弥深厚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三晋文化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考古发掘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今属襄汾县)人就生活在山西境内。从汾河上游的静乐县凤程山,中游的交城县范家庄、太原市的古交,下游曲沃县里村、侯马市南梁都发现了丁村人的足迹,有丁村文化的遗迹。这是十多万年前原始社会初人民生活的写照。山西境内的史前遗址、山西的古战场、古墓、古塔、古庙、古城、石窟、佛寺以及民宅大院等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有3500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119处之多,仅金辽以前的地面木结构古建筑即占全国的74%,文化沉积之深厚,蕴量之丰富,堪称“超级博物馆”。这是山西古代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见证,也是发展山西旅游文化的巨大资本。

  在山西大地上,北有以北魏古都大同云冈石窟、五台山、应县木塔为代表的晋北民族交融和佛教古建筑文化区。包括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和我国现存的最大的木塔、堪称我国建筑艺术杰作的北岳恒山十大奇景之冠的浑源的悬空寺;以自古与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其菩萨顶、佛光寺、南禅寺、龙泉寺、镇海寺、显通寺、南山寺等多处寺院,尤以南禅寺保存完好。这些历经1200多年风雨剥蚀的大寺院,像历史巨人屹立五台之顶,以其秀丽的风光和古老灿烂的佛教文化著称于世,为世代游人所仰慕。在五台山旅游区外围还可观览宋代名将杨继业家谱的代县杨家祠堂和边关要塞雁门关、以及近代政要阎锡山故居原貌,还可以欣赏秀丽奇特的宁武芦芽山风光。中有以省会太原的古城晋阳遗址、晋祠、天龙山、龙山、永祚双塔寺等丰富的古晋阳文化,以山西省博物馆为龙头的三晋文物宝库和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璀璨明珠平遥双林寺、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大院等晋商文化以及介休绵山景区。南有以临汾尧庙、洪洞广胜寺、洪洞大槐树寻根处、苏三监狱、襄汾丁村、陶寺遗址、永济舜帝遗址、禹都安邑等为代表的根祖文化区及被列入世界40个景观之一的壶口瀑布,包括隰县小西天、夏县司马光碑亭、永济莺莺塔、永乐宫、芮城黄河大铁牛等等,而关羽故里,解州西关坐落的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敬仰。位处东南以阳城皇城相府、战国长平之战遗址、长子发鸠山、长治老顶山、高平炎帝陵以及武乡八路军总部、上党战役遗址为中心的上党文化区,近年也成为游人向往的好去处。在山西大地载体上,真可谓处处是真宝,件件是原装,诸多货真价实的历史人文名胜展示了山西文化的深厚底蕴。理由之二:远古传说神话多根祖文化堪吟哦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女娲陵遗迹于赵城,神农教民稼穑于长子,后稷种百谷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同古代山西有着密切联系。晋文公和介子推的故事、卜子夏西河教授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远在四千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就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中叶500余年间社会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都产生于当时的山西一带,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其中“硕鼠”、“伐檀”等篇,体现了古代山西先人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和淳厚品格,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历代人民的启蒙读物和文学范文而传诵。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标志华夏文明的“五帝”,特别是尧舜禹就主要活动在晋南一带。尧,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为五帝之一。《史记》载:“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贫而不舒”。尧即位后,首先举荐本族德才兼备的贤者,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政绩,区分高下,扬善惩恶,使政备井然。同时,注意协调各部族关系,教育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传说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作风的遗存。舜,传说中与尧并称的圣王。《史记》载:舜名重华。皇甫谧《帝王世纪》说,舜字都君,又称虞舜,国号有虞。按先秦时以国为氏的习惯,亦称有虞氏。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举措,励精图治。他重修历法,举行大典,到各地巡守百川,召见诸侯,考察政绩,明定赏罚,体察民情,平治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史记》载:“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使神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称为大禹,舜的继承人,是传说中与尧舜并称的圣王,为夏王朝的君主。传说尧舜时天下洪水泛滥,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在治水中表现的艰苦卓绝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忘我无私的奉献,在中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劳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帝舜禅位于他。这些反映中华民族根祖文化的传承是山西发展文化产业的最大财富。理由之三:“桐叶封弟”唐晋始三晋称雄纵横士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古唐国封给了其弟姬虞,史称唐叔虞,后其子燮父改唐为晋,并为纪念晋的始祖唐叔虞在古晋阳修建了晋祠。西周初年,位于山西境内的晋为百里小邑,后在晋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治理下,发展为汾河中下游的大国,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极盛时的晋国据有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和陕西的一部分。到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前403年赵、韩、魏跻身战国七雄之列。人们历经约二千五百年至今仍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三晋,不仅因为三晋的地域覆盖了山西全境,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丰富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而唐叔虞作为晋的始祖,晋文公重耳作为三晋的孕育者和三晋文化的奠基人,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三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特点:一是三晋思想淡化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正统宗法观念,使晋国政治具有尚贤、尚法、尚公的特色,使韩、赵、魏成为早期法家的发源地。二是三晋文化具有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宽容博大的特色,能够不断融合周边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这对于加快中国统一步伐的新旧制度交替,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晋文化传承于山西大地,为华夏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晋国争霸、三晋称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山西这块土地上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活动十分活跃,都曾有过卓越的成就,体现了开拓创新的思想风貌。而三晋则被称为法家的摇篮。战国时期的李悝为魏国人,吴起、商鞅虽为卫人,但都曾仕于魏国,形成了变法思想。李悝在魏国变法,使魏独步中原近百年,吴起先参加魏国改革,后到楚国变法,使楚得以强盛;商鞅从魏到秦,大刀阔斧的变法给秦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出生于赵国的著名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荀况,在百家争鸣中集诸子之大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荀子》学说,他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又融合法家思想,创立了一种适合封建一统的政治治国理论,成为战国末期与孟子同等地位的大师,其著作《荀子》32篇及歌谣、散文流传后世,影响至深。荀子的学说经其学生韩非、李斯的成功实践,成为封建社会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曾说过“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人也。”理由之四:经历汉唐五代期三晋辉煌人文史太原古称晋阳,约创建于公元前497年,时为赵国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在两千多年的王朝更迭中,有几个极盛期都与山西有着紧密联系。西汉时,吕后专权,刘恒遭贬,在晋阳“龙潜”16年后,被拥立为汉文帝,史有“文景之治”;北魏时,拓跋魏起于代北,而创大同云冈石窟、应县释迦木塔之辉煌;号称“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以“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之理念,谱写了“贞观之治”;一代女皇武则天“听谏任贤”、“重典治吏”使盛唐得以延续,并定太原为“北都”,与首都长安,以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现府)合称五京,显示了三晋大地的一片辉煌。及至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开国皇帝李存勖、石敬唐、刘知远皆从地处山西腹地的古晋阳城掘起,夺取天下,给后人留下了太原别号“龙城”的佳话。龙城文化以一种吉祥腾飞之象征,至今受到人们的传誉。

  在汉代“乐府”中,既有出自河东、蒲坂的诗歌,又有来自代雁、云中的民间乐声;而被幽禁深宫的山西朔地美人斑婕妤的优美诗赋,唱出了被损害侮辱的凄怨哀绝、动人肺腑之声,对我国七言诗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及至魏晋的郭璞、鲍照,隋代大诗人薛道衡等皆蜚声文坛,睥睨齐梁,可谓三晋文坛之奇葩。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时山西诗人如雨后春笋,群星辉映。唐初的王绩、王勃、宋之问;盛唐的王之涣、卢伦、王翰、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晚唐的司空图、温庭筠、聂夷中等,一班山西诗人的作品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他们或称“唐初四杰”之一,或列“大历十才子”之首,或享“诗家天子”之美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乃田园诗人之代表,“古文旗手”、“花间鼻祖”皆文坛之精萃,更著讽喻现实,针砭时敝之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则为举世瞩目与李杜齐名之大师。山西诗人在中国文坛放射的熠熠光环,与“盛唐晋阳号称北京”之辉煌相映照,展示了三晋文化的灿烂群星。理由之五:文臣武将皆忠勇古代三晋多廉吏在中国历代上,山西出了许多著名人物,从远古传说到西周春秋,秦汉两晋到唐宋五代,立国当朝之帝王有之,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数不胜数。据笔者初步统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历史人物卷共收入历史名人13000余人,其中山西历史名人达600余人。现仅举著名的文臣武将,他们都是政治家、军事家,仅列举赵盾、廉颇、蔺相如、卫青、霍去病、王允、关羽、薛仁贵、尉迟恭、狄仁杰、杨业、呼延赞、狄青、王彦、于成龙以及傅山、徐继畲等等,他们崇奉儒学,从政为民,忠勇大义,为国牺牲,淡泊铭志,清廉自守,虽经坎坷,至死不悔。民间至今流传着“赵氏孤儿”、“将相和”、中华武圣关云长、薛仁贵征东保唐王、“杨家将”、“狄仁杰”、“一代廉吏于成龙”等妇孺皆知的感人故事。他们的崇高品德和秉正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三晋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理由之六:宋金元明及至清三晋文坛有巨人五代迄宋,频遭战乱,诗坛寂寥,山西籍学者,又在新的领域崭露头角。伟大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以其19年之艰辛编撰的辉煌巨著《资治通鉴》,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另一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清代著名学者陈廷敬,则以总裁官之职主持编纂了古代中国收字最多的大字典《康熙字典》,其所付出的心血和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又如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白朴、郑光祖,散曲作家乔吉,伟大的戏剧大师关汉卿,以其深入生活在下层人民之中,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之巅。金代杰出诗人元好问,明代伟大的小说家罗贯中,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傅山、阎若璩、祁隽藻等等皆为三晋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丰富内涵,强烈情感、鲜明形象和雄健的美学追求,奋发坚毅的创作精神,体现了山西文学的主流,对三晋文化的发展,为三晋文化之巍巍大厦增了光、添了彩。理由之七:以诚取信通天下晋商文化誉华夏在明清500年间,山西曾是全国最富有的省份。据史籍记载,从15至19世纪的全国经济状况来看,山西商号,尤其是金融票号,星罗棋布,汇通天下,独领风骚。山西的货币金融资本,不仅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亚洲,乃至把触角伸向了欧亚等地。晋商队伍之浩大,财力之雄厚,简直是令人惊奇而费解的天文数字。山西商人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潮水般地涌向全国各地,涌向周边各国,号称百万大军,当时仅走东北的就达40多万人,旅俄的有1万多人。这些老西儿在外是西客,在家是财东,不仅聚集了大量货币资产,而且把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家乡。仅票号经营曾为山西赚回了数以亿计的白银。在当时商贸界、金融界的排行榜上,全国三大商邦排行为:晋商、徽商、潮商,晋商为首。全国的亿万富翁,排在最前面的10家大财东,都是山西人。据说仅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其旅蒙商队就拥有骆驼10万峰之多,从业人员7000余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这样论述“晋商明初至清末,五个世纪,经营项目最广,活动范围最大,资本最雄厚,利润最为巨大的集团,成为封建商业经济高度繁荣发展中的中坚力量,足以自夸世界商人之前”。难怪晋商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威尼斯商人”。究其晋商发迹、拓展、辉煌之根本,皆以诚为本,以信取人。山西商人朴实厚道,勤俭不华,礼让文雅,善于理财之晋商文化,征服了天下,“潇洒了一回”。理由之八:近代革命扬正气爱国文化举大旗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覆灭后,阎锡山借山西地域之特点,建立了封闭的军阀王国,山西文化持续处于低谷。随着“五四”新文化的觉醒,山西党的创始人,革命先驱高君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徐向前、薄一波等对山西新文化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抗击外侮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三晋儿女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浴血奋战,气贯长虹,为争取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与之相应,在山西大地形成了以抗日战争根据地为中心的抗战文学,创作了大量高度现实性、战斗性,反映抗战史实和英雄事迹的作品。他们以马烽、西戎、束为、胡正“四战友”和人民作家赵树理为代表,显示了根植于农民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的具有山西农村独具特色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是“动员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是在中华抗日救忘运动中举起的爱国主义文化大旗。为人民解放孕育于三晋大地的续范亭、贺昌、刘胡兰、尹灵芝、晋夫等无数革命先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浩然正气、高尚品质成为亿万人民永远学习的榜样,其精神永存,光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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